2018年5月15日下午，我校第254期晨晖讲坛“从西方看中国历史”在报告厅举行。本期晨晖讲坛的主讲人是我校84届优秀校友，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先生。

杨继东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博士，罗格斯大学图书馆和情报学硕士。曾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兼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师，密歇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在多种英、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关丝绸之路历史、佛教史、敦煌学、西方收藏中国各族文献的历史以及图书馆学的论文。他还拥有对多种语言（英、俄、日、法、藏语等）的丰富知识。

时隔几十载后回到二附中，杨继东先生直言感到非常激动。回想在二附中的寒窗苦读，杨先生提到当年语文陈老师对其影响颇大——使其立志以历史作为毕生的事业；而考取北京大学后，在北大与季羡林先生齐名的张广达先生一句“中国的历史不仅要从中国看，还要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更是为其一生的学术生涯指引了方向，也成就了本次讲坛的主题。

倘若详细讲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几十本书也难以道尽的。杨继昌先生拣其精要，从西方与中国的早期接触开始，沿时间长河溯流而下谈到战后美国中国学的迅速发展；尔后以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特点辅以数字时代西方中国学概括收尾，一个完整而饱满的学术骨架便俨然已在听讲的同学脑海中搭建完整了。

宋代以后，路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萧条引发众商贾在海上另觅他途，与异国通商；随着时间推移，中原王朝与欧洲的联络在明末清初兴盛的茶叶、瓷器等贸易中方始频繁起来，造就了17、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讲到这里，杨先生给大家看了一张欧洲画作，身着丝绸的侍女裙下青花瓷隐约可见。不难看出，彼时大多数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止于醇厚的茶香与高洁的景德镇青花瓷，想象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浮现的总是干净的田园生活与有效的官僚管理——就这样，大批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抱着传教的目来到此地，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

19世纪中期，研究的中心逐渐从教会向学院转移。欧洲汉学(Sinology)进入了大学，注重对古典的研究并开始授予汉学学位，主动购买中国的文献资料。而美国的中国学也在多个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30年左右步入正轨，注重对现当代的中国的研究以提高国民知识水平。二战之后痛感缺乏外语人才的联邦政府更是出台《国防教育法》以推广外语教学，每年都拨款资助研究中国学的机构。具体言及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杨继昌先生笑着介绍了胡佛总统个人与中国的联系：胡佛与其夫人在成为总统前曾来到中国开采煤矿，不巧正逢义和团而参加了战斗。如此独特的经历使得胡佛夫妇都能说汉语，在美国总统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遍历百年间西方高速发展的中国研究，杨先生这样描述它的特点：每个研究都跨学科、强调多语言多文字多民族的对比研究和理论分析、归纳。的确，仅看“汉语”一词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描述为复数形式，各个方言在中国文化形成上的作用便难以低估了。杨先生信手拈来一例：“river”一词在中文中可译作江，亦可译作河。经过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研究才得出结论：南方都称作江，北方都称作河。东北似乎构成例外，然经考证，是因其住民从南方迁来之故。再看南北古方言对流水的读音便更可印证，将视野拉远看看附近的通古斯语系等语系，得出的结论是类似的。语言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却常常为我们忽视，值得我们深思。

从索引做起，到如今的数据网络分析、GIS图像定位等等，数字人类学已经日臻成熟。计算机科学的高速发展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们的视野更不应当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希望同学们能够以杨继东先生为榜样，融多领域知识于一炉，方可成大家。

【撰稿：2020届6班 张启杨；审稿：教务处 王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