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简介】曹明华，女，曾就读于华东师大二附中1980届理科班，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习，后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深造，获神经老化分子学研究硕士学位。现在美国从事“进化中近系的大脑神经生长—关联的蛋白质之基因表达”研究。在上海交大就读时，曾出版《一个女大学生手记》一书，获1987年“全国畅销书奖”和1989年“新时期(十年)全国优秀作品奖”。赴美后，1999年出版《世纪末，在美国》一书，并在上海《文汇报》先后开设“世纪末，在美国”和“生命科学手记”专栏。

寻找曹明华学姐的过程充满了失败和沮丧。接到这个任务时，提供给我们的除了“1980届校友曹明华，留美女作家”这样几个字，什么线索也没有。我们查找了无数的网站，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还找了学姐当年的班主任戴德英老师，但所有的希望全部落空。几乎绝望的我们最后抱着再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想不到转机终于出现了，当年担任《一个女大学生手记》一书的责任编辑一直与曹学姐保持着联系，把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告诉了我们。

就这样，通过越洋电话和电子邮件，我们与在遥远的洛杉矶的曹学姐取得了联系。由于时空距离的原因，我们的采访不得不以书面形式进行。“五一”前夕，根据我们发给她的采访提纲，曹学姐用快递给我们送来了她的答复。

研究工作繁重的曹学姐是在百忙之中熬夜到凌晨完成书面答复的，在那厚厚的11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海外游子对母校的情愫，也充满了她对作为后辈的我们的关心与爱护。

 

与许多接受采访的二附中校友一样，曹学姐的回复首先从她对母校的回忆谈起。曹学姐是198o届二附中全国理科班的学生，她说，记忆中的高中生活很辛苦却又很充实，对于一个理科班学生来说尤其如此。高中的学习是她所有学习生涯中最紧张的一段，以后在交大读本科和在美国读研都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能够偷闲读一两本小说就是最大的奢侈了。

正是这样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教给了曹学姐很多。当问到她在二附中最大的收获时，她说：“最大的收获是印证了一句名言——‘比学什么更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学’。二附中的老师和同学们构成了一种氛围，在我们可塑性最强的年代，在这种氛围中一起学习的体验给了我们一种眼界和选择的高度。”

当然，这样的收获离不开二附中优秀的老师。在曹学姐的回忆中，有很多老师都对她有很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她的语文老师戴德英。她说：“我在二附中虽然读的是理科班，但我在写作方面却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刚进学校，就参加了一次作文比赛得了奖，作文被贴在学校的专栏橱窗里。班主任戴德英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对我的鼓励和影响很大。戴老师曾经是全国中学生《作文通讯》创始时的编委，第一期的《作文通讯》是她负责主编的。她把我的作文编进了这一期的《作文通讯》里面，我因此收到了一些各地中学生读者的来信，对我影响很大。高二时，戴老师又推荐我去采访二附中的第一任校长毛校长，并鼓励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了《青年报》。看到自己的文章在《青年报》上发表，拿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那种感觉还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要感谢戴老师在我文学道路上对我最初的启发和引导，并给了我真诚的鼓励和提携。”

数学老师袁霞如也让她回味至今，“如果说数学让我联想到的是用脑的话，那么袁老师真正地用她年轻的心灵体验到了什么是用心灵来教数学。在她的数学课上，我的眼睛总是全神贯注地跟着她，因为她教数学的方式会引起我的感动，我会感觉到，她把一颗心托在手上，演示给我们看，虽然她讲的是抽象的算式推理······”

“还有俞秀珍老师，我们的英语老师。当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时，才发现我当时的英语基本功多亏了俞老师。刚进了大学时我就通过了一个英语考试，于是被允许选第二外语——德语。直到大学毕业，我的英语水平基本上就是在二附中毕业时的水平。俞老师教我们的许多语法基本功，让我受益匪浅。到美国后，我看到不少美国人用‘l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时都会犯错，我就会想到俞老师——因为俞老师没教过他们语法！”

 

理科班出身的曹明华学姐，上大学时却凭借一本《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获得了1987年“全国畅销书奖”和1989年“新时期(十年)全国优秀作品奖”。曹学姐说：“那里面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而主要是一些主观的感受性的随感。可能刚好与当时那一代大学生的思想情愫相吻合，有一位女大学生从头到尾抄写了我这本书的每一个字，然后做了一个封面，寄给我请我手写一个标题在上面。”但她并没有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而是走向了美国，走向了世界。曹学姐称自己是一名业余的作家，因为自己的专业及事业都是生命科学而不是写作，写作仅仅是兴趣爱好而已。

曹学姐属于出国留学大军中较早的一员。当问到她一个人在海外求学有没有过不习惯时，她很肯定地回答说“当然有”，但是她心中一直都有着信仰，年轻的生命就是她的信仰。“年轻的生命充满了好奇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所以很少会有害怕的感觉。”

她回忆说：“研究生学习的课程本身并不是很忙，我当时进实验室做的助理工作却很繁重。有一年，我又想让自己有一些别的经验，因此就去做了助教，教大二的学生“人类遗传学”。那一年，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同时还有50%时间的助教和25%时间的研究助理，我每天晚上两点以后离开实验室，周一、周三、周五早晨8 3o要回到讲台上给学生们讲两小时课。到了后来，我真的病了，但还是坚持到了学期结束，没有少过一堂课，少做过一点工作，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可能是年轻的生命力有一种顽强和韧劲吧！”

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曹学姐说自己的确受到过委屈，但更多的是把那种委屈看作一种挑战。“我需要做的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赢得环境对我的尊重。而不是过多地归咎于外因，自哀自怜。我换过很多不同的环境，最终基本上都得到了环境对我的认可，虽然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曹学姐认为，中国学习与美国学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学习中的竞争标准比较统一：考试、分数等等。而美国学习比较鼓励发展的多样化。而我所得到的美国学习生活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创新与独立思考。”

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曹学姐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对于生命科学的热爱把她的工作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还在大学读本科时，她就对人的大脑神经内分泌的许多尚待解开之谜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她主攻“进化中近系的大脑神经生长一关联的蛋白质之基因表达”。在遥远的美国，她只身一人奋斗着，奋斗着，有时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但是她认为那是值得的。能够狂热地坚持到今天，很重要的是兴趣使然。她还在上海《文汇报》上开设了有关生命科学的专栏，希望以此能带给人们思路上的开拓和更新，启发人们从可能有的其他不同角度去看社会、看人生和看日常生活。

在前后几次的采访和电话联系中，学姐对于母校和母校的学弟学妹们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总是那么细心、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学习，常常彻夜工作的她甚至还提出采访尽量迎合我们的时间。在结束采访时，她写下了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诚挚之话：

“我为自己曾毕业于这样一所优秀的学校而感到自豪。曾经的我太匆忙，没有对母校过多关注。但我相信她给我的记忆是不会磨灭的，特别是当她与我脑海深处曾经最珍贵的一部分记忆联系在一起时……”

 

2010届8班 林璐怡

2009届10班 丁怡然